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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5年前的今天丨傅雷夫妇自杀真相：是服毒还是投缳？
叶永烈（1940年8月30日-2020年5月15日），浙江温州人，毕业于北京大学化学系，上海作家协会一级作家、教授 、上海文史馆馆员。长期从事中国当代重大政治题材纪实文学的创作，积累了大量的档案和口述历史资料，形成了相当规模的“叶永烈创作档案”，成为中国当代历史研究的一批原始文献。
原题
傅雷夫妇自杀真相
傅雷先生
在采写《家书抵万金——傅雷与傅聪》的过程中，我采访了诸多傅雷亲友。我继续进行采访，着手写关于傅雷的报告文学。
这篇报告文学，题为《傅雷之死》，交给《人民日报》主办的杂志《报告文学》。
之后，我紧急通知《报告文学》编辑部，《傅雷之死》暂缓发表！
为什么我要求暂缓发 表呢？因为我对《傅雷之死》要作重大修改。
我庆幸在《傅雷之死》发表之前，发现了我的重大差错！
傅雷家的保姆叫周菊娣，是浙江镇海人。从二十九岁起，周菊娣就来到傅家工作，尽管她与傅雷夫妇非亲非戚，然而十一年朝夕相处，如同一家人。
我采访了她。
她回忆说：“傅先生是好人。有几次，我生病了，傅先生把医药费放在我的面前，一定要我上医院看病。我不去，他就发脾气。我看病回来，他才放心了。我的女儿住在浦东。有时我去看女儿，如果晚上八点还没回来，傅先生就坐立不安，生怕我路上出什么事情。有几次我把饭煮烂了，觉得真过意不去，赶紧向傅先生打招呼，他并没有生我的气，高高兴兴吃烂饭。还有一次，我失手把一盆大排骨翻在地上。我赶紧向傅先生道歉，他反而笑笑，幽默地说成了‘拖地板排骨’啦，没有责怪我……”
她说起了傅雷的为人：“傅先生正正派派，整天埋头于书房写作。来了客人，占了时间，他当天晚上就多工作一会儿，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。有时候，我到书房里擦玻璃窗，他连头也不抬，一句话也不说，只顾自己工作。他的脾气非常直爽，见到不对的地方，就当面‘开销’。他心地好。傅太太性格温和，为人善良。我在傅家工作那么多年，从未见过傅太太发过脾气，她整天笑嘻嘻的……”
上海江苏路傅雷故居
在傅雷夫妇晚年，长子傅聪在英国，次子傅敏在北京，唯一与傅雷夫妇生活在一起的是保姆周菊娣。
第一个发现傅雷夫妇自杀，是保姆周菊娣。
去派出所报案的，也是保姆周菊娣。
正因为这样，我认为根据周菊娣的回忆写成的傅雷夫妇之死，当然是准确的。
周菊娣告诉我，傅雷夫妇是喝敌敌畏自杀的。
傅雷的两个儿子傅聪和傅敏也这么告诉我。
我把傅雷夫妇喝敌敌畏自杀，写进了报告文学《傅雷之死》……
我差一点掉进错误的泥潭！
幸亏在发表前，为了更加准确起见，我认为应该到公安部门核实一下傅雷的死因。
在上海公安部门的帮助下，我查阅了傅雷的死亡档案，这才弄清傅雷之死的真实情况，更正了种种误传——我明白，就连傅雷之子傅聪、傅敏，就连当时唯一和傅雷夫妇生活在一起的保姆周菊娣所说的情况，都与档案不符！
验尸报告指出，傅雷颈部有马蹄状索沟。报告还附有傅雷夫妇所用自缢的床单的照片，这些档案确凿无疑地证明傅雷夫妇是上吊自缢……
那么重要的目击者、当事人保姆周菊娣为什么说傅雷夫妇是服敌敌畏自杀的呢？
我再度访问了周菊娣，又访问了法医及当时处理现场的户籍警，终于弄清真相：
那天上午八时半，周菊娣迟迟不见傅雷夫妇起床。按照傅雷家的规矩，保姆是不能随便进入主人卧室的。只是由于情况异常——傅雷夫妇连续被斗四天三夜，今天这么晚没有起来，会不会发生意外？
一直等到九时三刻，仍不见有任何动静。
当周菊娣走近傅雷夫妇卧室的时候，敲了敲房门，傅雷夫妇没有回答。
周菊娣又敲了敲房门，傅雷夫妇仍然没有回答。
周菊娣把房门敲得很响，傅雷夫妇还是没有回答。
周菊娣感到情况不妙，她非常紧张地推门，门没有反锁。她见到傅雷夫人直挺挺躺在地上——实际上，傅雷夫人当时并没有倒在地上，是保姆神经过分紧张造成的错觉。
周菊娣吓坏了，不敢再看一眼，就连忙跑到派出所报案。
户籍警左安民赶来，进入傅雷夫妇卧室，保姆一直不敢进去。
后来，当周菊娣终于硬着头皮进入现场时，傅雷尸体已经被左安民放在躺椅上。周菊娣见到傅雷身上紫色尸斑，误以为服毒身亡。保姆凭自己的推测，以为傅雷夫妇是服敌敌畏自杀。
为了详细了解傅雷之死，我在1985年7月10日找到了当年的户籍警左安民。他是第一个进入现场的人。他的回忆，澄清了一些关于傅雷之死的误传。
以下是根据他的谈话录音整理出来的：
1966年9月3日上午九点多，我接到傅雷家保姆的报告，就赶去了。
当时，傅雷卧室的房门关着，但是没有反锁。我使劲儿一推门，看见傅雷夫妇吊死在卧室的落地钢窗上（注：卧室外为阳台，他们住在底楼）。钢窗关着。夫妇俩一左一右吊在钢窗的横档上。傅雷先生在右边，傅雷夫人在左边。
我推门时劲儿太大，一股风冲进去，傅雷先生上吊的绳子就断了。他掉了下来，正好落在旁边的藤躺椅上。
我赶紧把门关上，打电话给长宁分局，治保科的经志明等来了，我们一起进入现场。我走上前，把傅雷先生扶正，躺在藤椅上。所以，后来进入现场的人，都说傅雷先生是躺在藤椅上死去的。其实不是那样，是我把他在藤椅上放好的。
他们上吊用的绳子，是浦东的土布。那是一床土布做的被单，撕成长条，打个结。你看，死亡档案上有当时拍的照片。这土布上有蓝色方格。照片上右面那个断了的布条，就是傅雷先生的。
当时，地上铺着被子。被子上是两张倒了的方凳。我把傅雷夫人放下来，放在棉被上（注：这点与保姆周阿姨的口述不一致。据左安民说，保姆当时神情非常紧张，不敢正眼看，可能记错）。
长宁分局治保科经志明和长宁区法院有关人员，一致认为傅雷夫妇是自杀。当时，除了把上吊的布条拿回去拍了照之外，现场没有拍照。
傅雷先生死去的时候，穿的是汗衫、短裤，夫人穿的也是睡衣。尸体曾用车送到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法医检验所检验，法医是蒋培祖。他们根据颈部有马蹄状索沟，断定为自缢致死。身上有灰紫色的尸斑，说明死亡已有好几个小时。
区法院来了十多个人。我当时跟他们一起在傅雷家清点财产。我记得，花了两天两夜。
当时曾发电报给傅雷在北京的一个儿子（引者注：即傅敏）。他回电说，后事托他舅舅（引者注：即朱人秀）处理。
傅雷死的时候，留下遗书和好几个信封。信封里装着东西，上面写着给谁。我没有动过。后来，舅舅来了，他跟法院一起处理的。舅舅是老干部，那时候靠边了。
我听保姆说，她在那天早上，很久没见傅雷夫妇起床，就在门外边喊傅先生。里面没有答应。她这才推门，一看，吓坏了，赶紧把门关上。她当时没有走进去看。一方面她有点害怕；另一方面傅雷有规矩的，未得同意，保姆不能随便进他的卧室的。
我进去的时候，记得有一盏很暗的灯还点在那里。那时候，傅雷夫人挂在那里，这是很清楚的。是我亲手把她放下来的。
傅雷卧室的门，如果开了一点点，只能看到傅雷夫人——窗的左边。窗的右面是看不到的。
当时，我管的地段，文化界的人很多，五百多户中有二百多户被抄家。
一开始，遇上抄家，我就赶去查看有没有抄家证明。著名影星祝希娟（电影《红色娘子军》女主角）也住在那地段。当一些中学的红卫兵抄她家的时候，我赶去了。一问，他们没有证明，我就不许他们抄。他们骂我是“老保”。我说，要执行《十六条》。他们说，《十六条》之外，还有第十七条哩，跟我吵。尽管当时我对运动也认识不清，但是，我们做公安工作的，总还是按照制度办事。没有抄家证明的，就是不给抄。
后来，抄家的越来越多，根本不跟派出所打招呼，社会上越来越乱，我也顾不上。
傅雷家，本来我以为不会有什么单位来抄家的，因为他不属于什么单位。上海音乐学院跟他们家没什么关系。他们的红卫兵来抄家，没跟我打招呼。所以一直到傅雷夫妇死了，我才知道。
那时候，自杀的很多，差不多天天有人死。当时，考虑到傅雷是社会上很有影响的作家，所以特地请市检察院的法医来验尸。不是重要的案件，市里的法医是不来的。
我是在1958年开始当这一地段的户籍警，1968年7月21日离开。那时候公检法搞“清队”，我被打成了“现行反革命”。我有一个本子，曾把我管的地段哪一家什么时候被抄家，什么单位来抄的，负责人是谁，都记下来。还有各单位来抄家时交给我的证明、抄家物资的收条，我都收集起来，有一大堆。很可惜，我被打成“现行反革命”之后，这些东西都丢了。
我管那个地段十年，傅雷家我常去的。傅雷待人很客气的。他是高级知识分子，并没有看不起我这个民警。一开始，我管那个地段，他成了右派。我总喊他“傅先生”。第一次去，问了他家几口人之类的。慢慢的，我们熟悉了，正好遇上傅聪出走。我常常上他家，他们都很和气，和我聊天，有什么说什么。他那样悲惨地死去，很可惜的。
应当说，左安民的这些回忆，是极为珍贵的历史资料。他的回忆，纠正了保姆当时在神经过分紧张情况下所造成的错觉。
又据保姆回忆，1966年9月3日下午四点多，一辆收尸车驶入上海江苏路，停在一幢贴满大字报的花园洋房——傅雷家前。在公安人员的监视下，傅雷夫妇穿着睡衣、光着脚，被抬上了车，说是送往万国殡仪馆。
保姆把傅雷夫妇前几天穿的外衣熨平，自己花钱买了两双黑色的软底鞋，于翌日赶往殡仪馆，给傅雷夫妇穿上……
傅雷遗书复印件
其实，傅雷夫妇的遗体并没有直接送往万国殡仪馆，而是前往上海市公安局法医处。
据上海公安部门告诉我，傅雷因属著名人物，所以在他自杀身亡后，曾送上海市公安局尸检——这事，当时连他的保姆都不知道，只说尸体送火葬场，而实际上是送往公安局法医处……
查阅档案，使我的作品避免了一次重大的失误。
起初，傅雷的亲属不相信傅雷自缢——因为他们一直是听保姆说是服毒而死。经我说明了档案所载的事实，出示死亡档案复印件，他们信服了。
根据档案以及户籍警的回忆，我在报告文学《傅雷之死》中第一次披露了傅雷自杀的真实情况：
经过多方查询，1985年7月，我终于在上海公安部门的帮助下，找到了这份案卷。
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法医检验所有关傅雷的尸体检验证明书复印件
案别：上吊自杀
姓名：傅雷 朱梅馥
受理日期：1966年9月3日。
结案日期：1966年9月12日。
承办单位：××分局××科。
这是一份触目惊心的死亡档案。其中有案情报告、验尸报告、《周菊娣陈述笔录》、傅雷和朱梅馥遗书、上吊绳索照片以及查封物品清单等等。
案情报告一开头，就非常清楚地写明了死者的身份：
傅雷男五十八岁，上海南汇人，作家。
朱梅馥（傅雷之妻）女五十三岁，上海南汇人，家务。
发现（非病死亡）1966年9月3日。
报告1966年9月3日。
验尸1966年9月3日。
傅雷在江苏路宅邸卧房前的阳台上（1964年）
傅雷夫妇有两个儿子。当时，长子傅聪客居英国伦敦，次子傅敏在北京工作。在傅雷夫妇身边，唯有保姆周菊娣。周阿姨是第一个发现傅雷夫妇愤然弃世的人。案卷中的《周菊娣陈述笔录》，是一份十分珍贵的历史文件。现全文抄录于下：
傅雷夫妇
依靠档案查清傅雷夫妇之死这件事，给了我深刻的教训，从此我更注意依靠档案，发挥档案的作用。
我在1986年第二期《报告文学》杂志发表的《傅雷之死》，被许多报刊所转载，并选入《历史在这里沉思》等书。就连远在纽约的我的表妹，也见到当地华文报纸连载，只是改了标题——《傅聪之父傅雷之死》，因为在海外傅聪的知名度超过了他的父亲傅雷。日本译成日文发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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